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“能不能说话”,而是一整套制度安排的结果:权力是否受约束,法律是否高于权力,个人是否被视为权利主体而非管理对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缺乏言论自由,并非偶然失误或技术问题,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。
一、一元化权力结构无法容纳真正的言论自由
言论自由的前提,是权力可以被公开质疑、批评甚至否定。在现代宪政体系中,政府被视为可被监督、可被纠错的对象。但在中国,权力具有高度一元化特征,其合法性并不来自公开竞争和持续授权,而来自历史叙事与组织垄断。
在这种结构下,批评权力本身就被视为“越界行为”。言论不是公民权利,而是被临时允许的行为,一旦触及权力核心,就会被迅速收回。因此,中国的问题不是“言论自由不够完善”,而是权力结构本身无法接受言论自由的存在。
二、法律从属于政治,言论权利缺乏真正保障
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中,法律是限制权力的工具;而在中国,法律更多是权力运作的工具。宪法中虽然写有“言论自由”,但这一权利并不具备可执行性,也不构成对权力的实质约束。
与言论相关的法律条文高度模糊,例如“寻衅滋事”“编造传播谣言”“危害国家安全”等概念,解释权完全掌握在执法机关手中。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:是否违法,不取决于你说了什么,而取决于你是谁、在什么情境下说。没有稳定预期的权利,本质上不是权利,而是特许。
三、“稳定优先”的治理逻辑排斥自由表达
中国长期奉行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治理理念。在这一逻辑中,社会被视为需要严格管理的对象,而不是能够自我调节的公共体。言论被优先当作风险变量,而不是纠错机制。
自由表达意味着不确定性,意味着冲突、争论和短期混乱;而现有治理模式更偏好可预测、可控制的社会状态。只要“稳定”被定义为压倒一切的目标,言论自由就只能被视为威胁,而不可能被制度性接受。
四、意识形态垄断与“正确叙事”的不可挑战性
言论自由不仅关乎“能不能骂政府”,更关乎是否允许多种价值体系并存。但在中国,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,并要求社会舆论与之保持一致。
当某种叙事被定义为“正确”“主流”“不容否定”,那么与之相冲突的观点就不再是“不同意见”,而是“错误”“有问题”“别有用心”。在这种框架下,言论空间必然是等级化的:有些话可以被无限重复,有些话则永远不能被说出口。
五、技术治理让压制变得低成本、常态化
如果说过去的言论管控依赖人工与暴力,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“算法化管控”阶段。关键词过滤、账号封禁、推荐系统、实名制,使压制言论变得高效、隐形且日常化。
更重要的是,这种控制不再需要频繁动用强制力,而是通过制造恐惧与不确定性,让个人主动自我审查。当人们在发言前就开始反复权衡“会不会出事”,言论自由已经在心理层面被消解。
六、社会层面的适应与内化
言论自由的缺失并非完全来自上层压制,也与社会的长期适应有关。在持续高压环境中,人们逐渐学会回避公共议题,将沉默视为成熟,把顺从当作理性。
当“不要谈这些”成为一种社会共识,当批评者被视为“给自己找麻烦”,言论自由就不再只是被禁止的问题,而是被集体放弃的问题。
结语
中国之所以不可能有言论自由,并不是因为人民不配、社会不成熟或技术条件不足,而是因为现有的权力结构、法律体系和治理逻辑,与言论自由在根本上不相容。
在这种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,所谓“有限的言论空间”“阶段性的放松”,都只能是策略性的调整,而不可能是制度性的保障。言论自由不是靠善意施舍得来的,而是权力被约束后的自然结果。缺乏这种约束,自由就只能停留在文字里,而无法进入现实。
中国民主党党员赵晓梅
2026年2月2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