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生命线尽头,我选择了民主之路 —— 一名中国急诊科医生的觉醒
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急诊科医生。多年来,我始终坚守在一线岗位,面对无数生命的挣扎与死亡的考验。本以为医学是救人之道、良知之业,但现实却一次又一次让我明白,在一个由专制制度主导的国家里,连最基本的“救死扶伤”都无法独立存在。当良知屡屡被压制、当专业被政治干预、当体制让人无法直视时,我终于意识到,这个国家病了,病得很深。作为一个医生,我无法再对腐败、谎言和不公保持沉默。我选择加入中国民主党,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贡献我的声音与行动。
在中国的公立医院体系中,医生被要求服从政治优先而非医疗伦理,医院被变成了政绩工程和权力网络的一部分。在这套体系下,病人变成了“资源”,医疗服务成为“权力寻租”的工具。医生想坚持专业、讲真话,却时时被压制、被警告、被边缘化。那些想推动体制改进的努力,大多被视为“越权”“妄议中央”,最终不了了之。
作为一名急诊医生,我曾试图提交改革建议,参与卫生系统的优化讨论,但这些做法换来的不是采纳,而是上级领导的警告和审查。我逐渐意识到,只要中共继续实行专制统治,任何有良知的专业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存在。医学也好,教育也好,新闻也好,所有领域都要被纳入“党的领导”,要服务于所谓的“社会稳定”与“主旋律”,不能有思想,不能有声音,更不能有反思与批评。
在疫情期间,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种体制的冷酷。数据被掩盖,信息被过滤,前线医护人员的困难被宣传成“伟大事迹”,而我们却没有被允许讲出真实情况。媒体宣传的是“党和政府多么英明”,而医护人员的牺牲、病患的痛苦,却被默默抹去。你不能发朋友圈表达悲伤,你不能对外说真话,你甚至不能公开悼念因为防护不足而死去的同事。所有的人都必须演戏,演给权力看,演给世界看。
正是在这种环境中,我开始不断思考: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一个说真话的国家?为什么一个医生连最基本的职业尊严都无法保障?为什么我们的命运,要交给一个毫无问责机制的政党去随意操控?我终于明白,这一切的根源,不是个别政策问题,不是执行层级的问题,而是体制问题,是中共一党专政的问题。
我开始寻找答案,也开始寻找方向。我了解了中国民主党的历史、纲领与主张,明白这是一个坚持非暴力、宪政民主,致力于结束一党专政、建立自由中国的政党。我被深深触动,也倍感认同。中国的未来需要这样的力量,需要这样的声音,更需要千千万万像我一样原本沉默的人站出来,发出呐喊,点燃希望。
加入中国民主党,是我在良知面前做出的选择。在这个体制里,沉默太容易,妥协太普遍,但如果人人都沉默、都退让,那真理就永远没有力量,正义就永远不会到来。我是医生,我明白“生命”意味着什么;我也是中国人,我更明白“自由”意味着什么。
我不再奢求这个体制自我革新,也不再等待“上面有人”来主持正义。我愿意与中国民主党同行,为建设一个自由、公正、有尊严的国家而奋斗。我愿意站出来,成为那个在沉默中点灯的人。无论代价如何,我无怨无悔。
中国民主党党员
王敬娜
2025年4月30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