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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5月27日1:00PM，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在多伦多党部举行主题为“六四”36周年——回顾“六四，面对未来中国变局”的研讨会。会议由邱籣与刘玒燕联合主持，吸引了众多党员、支持者及关注中国民主发展的朋友到场参与。
研讨会以庄严的默哀仪式拉开帷幕，全体与会者肃立一分钟，缅怀1989年“六四”事件中的遇难者。现场熄灯，点点手机灯光照亮黑暗，用光明铭记历史。
随后，由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合唱团演唱《历史的伤口》，深情演绎那段沉痛却不曾被遗忘的历史，激励人们在记忆中继续前行。
发言环节中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以亲历者身份发言。他详细回顾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起因、发展与结局，并强调民主转型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关键意义。
三十六年过去了，今天我们不仅在纪念，也在思考——当年未竟的理想，如今走到哪里？我们还能做什么？”
刘建国先生接续发言，他是当年解放军三十八军的一员，亲历了军长徐勤先将军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全过程。刘先生以朴实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军中经历的冲突与觉醒，感人至深。他表示：“我们曾经以为‘服从命令是天职’，但在那一刻，良知胜过了命令。徐将军的决定让我明白，军人首先应当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。”
随后是冯志强先生发言：“我想对所有关注“六四”、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朋友说一句话，也献给那些仍在黑暗中坚守信念的人：“他叫我开枪，我不开枪。”
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拒绝，而是一个平民对良知的坚守。面对不公的命令，是否能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呢，不射向手无寸铁的人民？这是对人性的考验，也是历史的审判。
我们或许没有武器，也没有权力，但我们有底线、有信仰，还有“不开枪”的勇气。在极权与良知之间，总有人选择站在人民一边。
多伦多方脸先生表示，虽然自己生于九十年代，对“六四”没有亲身记忆，但这场事件成为他政治启蒙的重要契机。青少年时期，他通过了解“六四”历史、观看王军涛主席等人的节目，逐步走上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道路，并因此开始在YouTube发声。
他认为，“六四”不应只是回忆，更应反思其教训，为未来可能的社会变局做准备。他思考的是：下一次“六四”何时、如何发生？我们能做些什么？
他提到，2022年的白纸运动曾带来希望，但随后中共通过舆论引导，将民众的不满情绪转向民粹与民族主义，许多人开始仇视境外势力而非中共本身。
他警示，中国未来可能走向两条路：一是民众觉醒，重启民主运动；
二是民粹主义抬头，走向极权极端。
最后，他呼吁大家思考：如何引导社会情绪，避免陷入仇恨与极端，让中国走向真正的改变。
余厚强主席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曾对共产党怀有深厚信任，甚至愿意为国家牺牲。他说，那时完全没有怀疑，理想主义支撑着他走过很多年。然而，现实的逐步揭示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信仰的根基。
那些最忠诚、最相信的人，在面对真相时往往最痛苦。多年建立的信念一旦崩塌，带来的不是觉醒的轻松，而是内心的巨大撕裂。他提到自己有朋友至今仍深信不疑，每当对方面对他时，他宁愿保持沉默，不愿让真相带来伤害。因为他知道，真实是一把锋利的刀，会深深割破人们心中构筑多年的幻象。
曾在香港活跃的民主人士，如李柱铭、司徒华、馮永達，早年也曾身处建制内部。他们原本追求的，是自由与公义，即便一开始信仰体制，最终也因接触现实而选择了清醒。这种转变，并非背叛，而是一种对信念更深层的坚守。
信息封锁造就了虚假的理想社会，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向一种与现实脱节的信仰体系。当真相到来，那种震撼几乎无可承受。但即使如此，余主席并不悲观。他说，仍然相信人性中的光明，相信真相终将冲破封锁，只要人们保持健康的身体、清醒的头脑，继续行动下去，改变就有可能发生。
原《解放军报》记者江林女士讲述了她在1989年亲历西藏拉萨戒严与北京天安门镇压的真实经历。这些第一手细节，揭示了极权体制下信息封锁、军权滥用与民意被压制的严酷现实。
1989年3月，江林奉命赴拉萨采访。当地公安部门普遍认为事件属治安范围，局势可控，反对戒严与动武。拉萨公安局长甚至表示，“我一个人就能解决。”然而所有力量被命令“不得出警”，最终眼睁睁看着藏民纵火焚烧商铺，火烧至派出所，公安官员被迫破墙逃生，公安部副部长用麻绳从大昭寺楼上逃下，手掌血流不止。地方各级毫无处置权，全部在等待北京的指令。
当时，赵紫阳前往邓小平府上请示。邓小平正在打桥牌，赵只能在旁等他一局结束。等来的是一句冷冰冰的命令：“让军队去解决。”随即，镇压开始。江林女士在拉萨采写的五篇内参，全部因内容真实而被销毁。
正是在这段历史中，军方形成了“用军队换来西藏三十年和平”的说法，日后这句逻辑也被套用在镇压“六四”的宣传中。
在北京，江林亲眼见证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。她描述，学生秩序井然，自觉维持游行纯洁性，不让陌生人混入。北京市民对学生充满敬意，街头小贩自愿免费送冰棍、送饮料。军方科研单位也有人将自制饮品送至现场支援。
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，政权调动了15个集团军、超20万军力，坦克开上长安街，密布广场，仿佛战场。而他们面对的，仅仅是手无寸铁、和平呼吁改革的青年学子与市民群众。
江林女士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：到底是谁在对人民开枪？到底是谁，把和平理性的民众当作敌人？
今天，我们纪念“六四”，不只是为了回望悲剧，更是为了铭记真相、反思体制、重申信念。正如江林女士所说：“当真相站在枪口前，我们必须选择站在人民这一边。”
王军涛主席做总结发言，王主席回顾了自己在政治启蒙与实践中的思考。早在2017年开始尝试行动时，自己年仅17岁，没有资源也没有证明自己的机会。但他相信，一旦时代的浪潮到来，一个普通人也能在其中被唤醒、挺身而出。
谈到知识分子的角色，他认为每一次社会运动中，知识分子的反应总是复杂的。在秩序尚存、统治者还讲一点道理的时候，知识分子往往站在批判与维权的前沿。但当权力失去理性、全面压制时，知识分子却容易变得沉默甚至退缩。一旦民众失去了理性依托，盲目跟随的后果是极为危险的。
他回忆起一段往事：曾有一位工人领袖告诉他，在经历多年维权失败后，终于明白“法庭上是赢不了官司的”，因为体制内已无公义可言。这种无力感，知识分子体会最深，也最迷茫。
王主席也提到，自己在1989年曾试图劝阻学生冲动上街，却发现那一代年轻人，是凭着正义感与愤怒走向广场的。很多学生其实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，只是无法再容忍不公。这种情绪虽不可理喻，却真实而有力量。
理性的行动者在风暴中常常显得迟缓，而情绪化的人群却能迅速占据主导。在未来的政治浪潮中，如果仍想发挥作用，就必须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动节奏，抓住历史赋予的机会。
王主席回忆，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业多年，始终思考如何在民粹兴起时保持清醒、承担责任。在大潮来临之际，他迅速搭建起网络组织，赢得了各方的信任，很多人主动找他，希望他来组织和引领广场行动。
但他也坦言，当时自己过于讲理，忽视了政治动员的时机与节奏。他反思道：面对一个不讲理的统治者，光讲理是行不通的。应该是在“情绪点燃”后再引导理性，而不是一开始就以理性试图说服铁板一块的权力机器。
研讨会结束后，候补党员在王军涛主席的见证下，秘书长赖昌丰带领党员进行入党宣誓，入党的党员：王成、侯世军、何鸾妙东、程辉。
参加研讨会的党员：王军涛、余厚强、赖昌丰、林新、侯世军、林翔、张昕伟、赵英、曲艳、刘岩、王成、姜峻巍、孙璐、邢艳萍、林俊琪、张燕、来淑敏、陈凤霞、徐真言、胡康康、马再斌、陈琳、贺钟敏、程平枕、霍华、庄丹丽、宋锋学、程辉、吴朝阳、刘玒燕、王铁梅、杨松、李小伟、何鸾妙东、杨茂华、喜琨、宋雨晗、邱兰、刘克辉、陈立、李正煕；候补党员：周小洁、张子建、余金凤、杨明、郑恒通、胡海梅、郑宜达、李振钦。
张燕 编辑
陈立 赵英 摄影
